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羋月的性生活,為何那么開放?

獨木帆 2016-01-16 11:06:27 閱讀:

羋月的性生活,為何那么開放?

秦宣太后在性生活上放蕩不羈,與商鞅變法排斥仁義、貞廉有關

電視劇《羋月傳》播出后,劇中主人公秦宣太后的歷史,被媒體一再“普及”。其中最津津樂道者,莫過于秦宣太后超級開放的性觀念。史載,宣太后執政期間,韓國曾向秦求救。宣太后在朝堂上對韓國使者大談性生活:“從前服侍先王。先王把大腿壓在賤妾身上,賤妾很難受;先王把身子壓在賤妾身上,賤妾卻很愉悅。為什么呢?因為承寵交歡,對賤妾有利。韓向秦求救,要拿什么讓秦不覺得沉重,而感到愉悅呢?”①這種開放,不止于言辭,且見于行動。執政期間,宣太后曾與秦國北方強敵之主“義渠君”私通生了兩個兒子,換來秦國北方邊境的三十余年平靜;晚年又在甘泉宮詐殺“義渠君”,徹底剿滅了義渠國。②此外,宣太后長期豢養情夫,也是當日人所共知之事。

這種開放,一般被解讀為兩大原因:1、秦國地處西陲,受戎狄文化影響較大,故不似中原國家那般重視禮教;2、宣太后取得執政地位后,權勢熏天,自我放縱。其實呢,還有第三大原因,也是特別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商鞅變法。商鞅曾把禮樂、詩書、良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列為毒害國家的“六虱”。認為國家要想強盛,必須先鏟除仁義、和平、善良、孝悌;只有杜絕了“六虱”,兵民才會爭先恐后樂于被國君所用。③

商鞅于秦孝公時代將上述理念付諸實踐。孝公死,秦惠文王即位,商鞅被車裂,但其法未變。秦惠文王,即是宣太后的丈夫。秦國的立國理念,既然排斥禮樂詩書、誠信貞廉,宣太后如此作風,自然也就不足為奇了。

羋月的性生活,為何那么開放?

商鞅為了建立自己的理想國,不惜以整個社會的道德大倒退為代價

細說起來,商鞅的理想國,本就是以整個社會的道德大倒退為代價而建立的。

消滅大家族后,小家庭面對國家機器毫無抵抗力;家庭倫理也隨之墮落

譬如,為強化國家對民眾的控制,商鞅用律法阻絕了任何大家族存在的可能性,即所謂的“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家中有兩個男丁而不分家者,田賦加倍征收。如此,大家族制消亡,原子化的小家庭直接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自然毫無抵抗力。同時,也直接導致秦人家庭倫理的墮落,漢人賈誼后來形容說:秦時,兒子借給父親一把鋤頭,常流露出施恩的神色;母親拿幾只瓢碗笤帚,兒媳就會說難聽的話,簡直快趕上禽獸了。④

制造“特務國家”,連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負有互相告密的義務

再如,商鞅還規定:編民五家為伍,十家為什,一個編制里的百姓,若有人犯法,其他人不向政府告密,會被株連腰斬,告密者則可得到重賞。⑤如此,整個秦國就變成了一個遍地告密者的“特務國家”。不獨鄰里之間,同床共枕的夫妻也負有互相告密的義務。據睡虎地出土的秦簡,秦律規定:丈夫行盜,妻、子知情,并共享所盜之物,妻、子與丈夫以同罪論處。凡盜竊及其他犯罪,同戶之親屬都須連坐。反之,如丈夫犯罪,妻子在案發前主動告密,則妻子的嫁妝可以不被沒收。⑥這種告密制度,將民眾牢牢捆綁在國家機器上不得動彈,也導致社會風氣的嚴重敗壞。史載,直到漢文帝時代,民眾樂于告密的風氣才得到扭轉。⑦

以“愚民”、“弱民”為基本統治手段,扼殺民眾求學啟蒙的可能性

再如,商鞅為秦國制定的國策,以農、戰為核心。民眾生活在秦國,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從事農耕,要么出征作戰。如果想去經商、求學,或者耕作不積極,達不到政府的要求,那么,對不起,本人及妻子兒女要被抓起來淪為官奴。⑧在商鞅看來,除了農耕和作戰,其他行業,如商賈、隱士、學者、游士、手藝人,對國家都是有害的,合稱“五害”,因為這些職業的存在,不利于讓民眾保持愚昧。國家要強盛,必須消滅“五害”。

在這個問題上,商鞅說得非常直白:“民愚則易治也”——民眾愚昧,就易于治理;“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強國之道,在于讓民眾保持孱弱;“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勝強敵,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夠制服天下的統治者,必須先制服他的百姓;能戰勝強敵的國家,必須先戰勝他的百姓;“民貧則力富,力富則淫,淫則有虱,……故國富而貧治,重強”——民眾貧困,就會有求富的上進心,就會努力勞作,一旦富了,就會有額外的追求,這些額外的追求,會產生危害國家的“六虱”。所以讓國家富有,讓民眾保持貧窮,才是強國之道;“民樸則弱,淫則強;弱則軌,淫則越志;弱則有用,越志則強”——民眾沒有知識就弱,有知識就強;民眾弱,就安分守己,民眾強,就會逾越本分對抗政府。⑨

那要怎樣讓民眾保持愚昧呢?商鞅的辦法有三:一是要驅逐知識分子,燒毀詩書;二是政府不要因戰功、農耕以外的任何理由獎賞百姓,如此,“則民不貴學問,又不賤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不偷;民不賤農則國家不殆”——民眾鄙視學問,就會變愚昧,就不會有多余的外部交往,就會安心耕種,國家就不會衰弱。三是大臣、士大夫,不許做展示自己博學多聞、能言善辯的事情,以免成為百姓的榜樣。⑩

上述政策,確實產生了商鞅所期待的效果。據秦宣太后執政時期成書的秦《日書》,秦人普遍沒有讓自己的子女讀書上進的期望。幾乎都在祈禱兒子出生后孔武有力,利于耕戰;希望生子做“吏”,生女兒“為邦君妻”。宣太后死后不久,荀子來到秦國,其所見所聞是:秦國沒有知識分子,百姓都很愚昧,服飾簡樸,相當害怕官府,相當服從。(11)

最終,宣太后時代的秦國,已經成了一個“笑貧不笑娼”的國家

學者秦暉曾謂:“秦制就是赤裸裸的強盜政治”。(12)古人亦有定論,“秦國之俗,貪狠強力,寡義而趨利”。(13)這種自商鞅時代開啟的強盜政治,一方面,大大降低了秦國社會的道德準;另一方面,又徹底扼殺了秦國民眾受教育的機會,窒息了一切監督統治集團的輿論場。略言之,政府一手鼓勵民眾致富(努力耕作),一手控制、壓榨民眾(愚民弱民),最終使秦國淪為一個“笑貧不笑娼”的國家——秦律公開“笑貧”,把窮當成原罪,如規定:對那些無力娶妻只能入贅的窮人,不但不能分給他們田地,作戰時還要強迫他們沖鋒在最前線,早死早了事;他們的后代發達了,也要在檔案中明白寫上祖先是窮鬼,是贅婿。秦律當中,還給窮人設置了一個專用的侮辱性的代詞,叫做“人貉”。(14)可資對照的是,《大戴禮記》“七出”之條包括“不順父母、無子、淫、妒、惡疾、多言、竊盜”,而秦宣太后時代之《日書》顯示,秦人不嫌棄女子“不順父母、淫、竊盜”,但很在意其余四條。

總結起來呢,就是經過了商鞅變法,到秦宣太后的時代,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已經大滑坡了,“笑貧不笑娼”已經成了官方認可和宣傳的價值觀了。這種價值觀下面,自然不會對宣太后的淫亂,造成任何輿論壓力(知識分子都不存在了)。宣太后臨終前,很有自信地公然要求以自己最喜歡的情夫來殉葬,也與此有關。相比之下,當時中原國家的不少君王,雖然也很淫亂,但終究不能這樣放肆,現在《詩經》里頭,還留存有很多的篇章,就是在諷刺中原地區君王們的淫亂。這是當時中原國家的一種原始的“輿論監督”,也是中原國家的一種價值觀。這種“輿論監督”,和這種價值觀,在秦宣太后執政時期的秦國,那是完全沒有的。為什么沒有呢?因為秦國搞了商鞅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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