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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終其一生,都在像愚公那樣挖山不止

郭松民 2018-01-02 11:24:09 閱讀:

“愚公移山”是《列子.湯問》的一個著名典故。

自從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大上做了題為《愚公移山》閉幕詞之后,這個典故在中國逐漸變的家喻戶曉,“愚公移山”從此也成為表現中華民族堅韌不拔,不懈奮斗的精神特質的典型用語。

人們也許沒有想到的是,“愚公”其實正是毛澤東主席的一種自況。

毛主席終其一生,都在像愚公那樣挖山不止,不懈怠,不放棄,不言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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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大部分的“移山”工程,他干的都很成功,年齡稍長的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等都曾經被成功地移除過,但最后一次“移山”工程,我指的是文革,他卻干的很不成功,在他去世之后,伴隨著一次懦弱的政變,文革成了一場慘敗。

現在我們要追問的是:毛澤東主席想要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他想通過文革移走的“山”指的是什么?文革為什么會失敗?

毛澤東主席是追求徹底民主的

1945年7月初,毛主席在延安窯洞中,問從國統區來訪的黃炎培有什么感想。

黃炎培說,他六十多年耳聞目睹,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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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對曰:“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點頭稱是:“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這個“窯洞對”的故事,近年來被引用的比率相當高。

有些人想以此提醒執政黨履行歷史承諾,也有人想以此來證明毛澤東主席自食前言,甚至干脆就是大言欺世。但在我看來,毛澤東主席對這個承諾是相當認真的,并且始終在以極大的努力尋找他所說的“民主新路”,直至最后發動以“大民主”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主席探尋“民主新路”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發動“政治運動”,動員幾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因此對政治冷感麻木的民眾“人人起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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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由于長期的妖魔化,政治運動似乎成了“瘋狂”的代名詞。但實際情況并不是這樣的,歷史的真實是:

“政治運動”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人民監督政府”和“人人起來負責”這兩個基本的民主功能,這可以解釋新中國前三十年,干部隊伍為什么基本是廉潔的,為什么沒有出現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團”(1970年代末,一恢復高考制度,幾乎所有的考生都覺得自己面前有無限豐富的可能性,原因就在于,由于壟斷性的利益集團的缺位,對社會下層的學子來說,向上提升的機會是充分開放的)。

從邏輯上說,政治運動的合法性與一黨執政的合法性應該是同時存在的,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精英對精英的橫向監督變得不再可能,因此,只有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開辟人民群眾對精英進行縱向監督的渠道,才能防止執政精英的變質和腐敗。既堅持一黨執政又否定政治運動,實際上等于拒絕任何監督。1980年代以來,執政黨宣布“20年內不搞政治運動”,同時又明確拒絕全盤西化,不搞三權分立,演變到了今天,已經到了“不反腐敗亡國,反腐敗亡黨”的地步,豈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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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主席的以政治運動的方式監督執政精英的努力,也得到了“窯洞對”另一方黃炎培的認同。

1952年8月4日,黃炎培出席毛主席主持的全國政協常委會議,當天晚餐后毛主席向各個黨派征求意見,黃表示:

“三五反勝利結果,證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復中共能用民主打破歷史傳統的興亡反復的周期率是正確的。”

當其時也,黃已逾74歲,親身經歷了從晚清到民國,再到新中國的政治制度的變化,他的話當是肺腑之言。

關于民主,毛澤東主席還有一段比“窯洞對”更為透徹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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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經歷了廬山會議上關于大躍進的爭論之后,毛主席曾專門抽時間帶著幾個“秀才”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后來由“秀才”之一的鄧力群出版了一本《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

根據“批注與談話”記載,蘇聯教科書第23章,講到1936年蘇聯新憲法時,論述了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包括:

“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

毛主席在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

“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并發表議論說:“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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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窯洞對”到“批注與談話”,我們發現毛澤東主席對民主的理解有了重大變化,他已經不再單純地滿足于“人民監督政府”了,也不再籠統地談論“人人起來負責”了,而是要把“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作為民主的主要內涵——由充分實現了主體性的勞動者(人民)直接而不是假手他人管理國家——只有這樣,才算真正實現了人民民主。

毛澤東主席在大躍進遭遇挫折后開始思考這些問題是大有深意的。

大躍進為什么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干部隊伍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等問題,那么,在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確立之后為什么還會出現這種現象?很明顯,是干部為了追求自己的政績而犧牲了人民的利益。解決這些問題,對干部進行教育、整風等都是必要的,但如何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呢?

毛主席的答案是:必須真正落實人民 “最大的權利”,即管理國家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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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社會,人民受到權力和資本的雙重統治,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資本對人的統治消失了,但是權力對人的支配還存在,所以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要在解決了資本對人的支配之后,解決權力對人的支配,以實現最徹底的解放,將傳統的由權力主導的國家社會主義,升級為人民社會主義。

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他在山上又有過一次關于民主問題的重要談話,時任江西省公安廳廳長的王卓超后來回憶道:

“記得那天下午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問我們井岡山精神是什么。

我們回答說艱苦奮斗。

他笑了,叫我們再想想,說艱苦奮斗只是一個方向,只是一點,還差兩點,要從制度方向想。

汪東興加了一條支部建在連上。

主席點點頭,繼續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

主席將井岡山士兵委員會的作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他寫過的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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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正是文革的前夜,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不是單純的懷舊,其本身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政治行動。

這段談話表明,毛主席正在考慮“全國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實現的“有效的方式”等問題。

在毛主席看來,像“士兵委員會”這樣的可以對“黨支部”進行監督和制衡,并參與連隊管理的群眾組織,將成為中國實行民主的一個重要方式。

從這些批注和談話中流露出的思想,我們已經可以看到一點文革時毛澤東主席所采取的一些重大舉措的端倪了。

愚公毛澤東的難題

那么,文革前夜的毛澤東主席,其所面臨的社會結構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況呢?

一般用“兩個階級,一個階層”來概括,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但這種概括其實忽略了一個當時最強有力的階層,即干部/官僚階層(或者叫“黨-國精英”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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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階層曾經是中國革命的中堅和領導力量——由于中國革命被迫選擇了武裝斗爭的道路,在漫長的戰爭年代,培育出了千千萬萬的各級干部,新中國成立后,他們順理成章地成了各個地方、各個部門的領導。由于中國革命取得了極其輝煌的勝利,他們因此在社會上享有崇高威望,斗爭經驗豐富,具有捍衛政權的強烈意志,并且控制著包括黨、政、軍、人、財、物在內的全部資源。

當時的中國,在經歷了長時間大規模的急風暴雨般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洗禮之后,原有的既得利益集團或曰精英集團,已經蕩然無存——地主階級已經被從政治上消滅了;民族資產階級在敲鑼打鼓地宣布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之后,也已經被贖買;帝國主義勢力已經退出中國;知識分子表示擁護社會主義,處于被改造的狀態——唯一有組織的強大力量,就是干部/官僚階層。

在中國這座伊甸園里,干部/官僚儼然龐然大物,沒有天敵:工人農民對他們表示擁護,知識分子也很恭順。

毛澤東主席的“移山”工程,至此遇到了最后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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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要搞“全國性的政治民主”,落實勞動者管理國家的權利,就必須要動干部/官僚階層的奶酪。但對毛澤東主席來說,麻煩在于這個政治精英階層是他在長期的革命和戰爭年代親手創造和培育的,并在他的帶領下從勝利走向勝利,絕不可能也不應該像對待“國民黨反動派”那樣用徹底推翻的方式來對待。

如果毛澤東主席能夠成功找到解構官僚權力的辦法,或者將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構成有效制衡,則中國不難從此走上民主的坦途,社會主義制度也因此變得不可動搖,反之,如果聽任干部/官僚階層控制一切,則一旦干部/官僚階層在他身后轉而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毛澤東最擔心的“搞修正主義”),則中國革命就會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已經獲得的革命果實也很可能大部或全部的喪失。

當然,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時候為止,這個干部/官僚階層基本還是紅色的,它的革命銳氣和理想主義色彩還沒有完全褪去,但在人民群眾缺乏主體意識和民主權利,不能對其進行有效制約的情況下,“紅色”有可能變成“灰色”,甚至有可能變成“黑色”,但也恰恰是因為干部/官僚階層還是“紅色”的,不僅黨內干部對文革不理解,甚至黨外干部也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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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國慶節,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在天安門城樓上觀禮時,曾親口向毛主席道出了自己疑惑:

“主席,你走得太快了,我們跟不上!我一向以為共產黨的干部都是好的,怎么一下子這么多的好干部都變成了走資派了?”

但后來的歷史證明,是毛澤東主席而不是別的什么人才真正看透了干部/官僚階層的本質及其演變趨勢。

縱觀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我們會發現,傳統的由干部/官僚階層壟斷一切的社會主義,必定是一種不穩定的、暫時的狀態。其前景,要么是繼續向前,走向“自由人的聯合體”,建立一個人民擁有“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的人民社會主義;要么是向后倒退,回歸“世界主流文明”,在社會主義的廢墟上重建資本主義,二者必居其一。當然,唯一的例外似乎是朝鮮,由于國內外特殊因素的影響,朝鮮變成了一塊傳統社會主義的化石。

這兩種可能性,后一種變成現實的幾率最大,而且幾乎成了所有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一個規律性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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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學者對此做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甚至搬出了“世界潮流”來作終極原因。但在我看來,這僅僅是因為,干部/官僚階層在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天敵,在列寧、毛澤東這樣對干部/官僚階層蛻變的可能高度警覺的并有能力抑制這一趨勢的領袖去世之后,如果干部/官僚階層決定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就幾乎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止它。干部/官僚階層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必然會打破所有關于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論述和制度框架,使復辟資本主義成為“潮流”。

至于前面談到的第一種可能,則除了中國文化大革命所進行的悲壯實驗之外,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付之闕如,究其原因,也在于干部/官僚階層的壟斷性權力。

實際上,由于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干部/官僚階層長期保持紅色,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在描述社會主義的時候總是徹底堅持民主的。在他們看來,經濟當然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人民直接當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統治集團來統治的社會,才稱得上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換新的一群人作主人,而是要徹底改變權力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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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都一再高度評價“巴黎公社的原則”:一是普選產生公職人員;二是一切公職人員的工資相當于熟練工人的工資;三是人民群眾監督并可隨時罷免公職人員。恩格斯認為,只有堅持這些措施才能夠可靠地“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

需要強調的是,盡管干部/官僚階層在客觀上構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向縱深發展的障礙,但毛澤東主席絕不是要否定這個階層在革命和戰爭年代所建立的歷史功勛,也不是要否認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事實上,毛澤東主席也一直希望大部分干部能夠理解文化大革命,跟上他前進的步伐,為人民再立新功。他把紀登奎樹為“三個正確對待”(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典型就是為了這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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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彪簡單地把文革歸納為“就是要革那些革過命的人的命”不同,毛主席一直認為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需要打倒的僅僅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其中的大部分人也僅僅是教育和思想改造問題。

當然,這個階層后來的實際表現和毛澤東的判斷有很大出入,但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愚公毛澤東的努力

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徹底改變權力的概念”的一次偉大的嘗試,是對官僚壟斷權力的一次史無前例的沖擊,是和西方的精英民主根本不同的人民民主的一次偉大實驗,概括來說,文革的大民主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人民群眾擁有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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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稱為“四大自由”的權利核心是張貼大字報的自由。

大字報的最大特點是拆除了表達權的全部門檻,無論是地位、財產、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構成表達的障礙。

“四大自由”被發明以前,表達權一直是被精英階層所壟斷的,一個普通群眾,如果既不是干部又不是記者,既不是教授又不是研究員,那么想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或者在電臺發表談話,是極其困難的。

“四大自由”的出現使得即便是最底層的群眾也可以在不經過精英許可的情況下,直接行使表達權,他們因此擁有了監督精英階層的有效輿論/政治手段。

這種自由在人類歷史上是空前的,“四大自由”的出現把中國推上了世界人權發展的最高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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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站在互聯網時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體會它的偉大意義。互聯網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中,網上的輿論對中國政治生態和公共政策的影響是深刻的,我們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聯網,中國會變成什么樣子?凡是熱愛互聯網的人,都應該對“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持同情和理解的態度。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載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權的1975年《憲法》,是人類歷史上一份空前偉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侖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國精英視為圣物“五月花號文件”。

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對干部/官僚進行監督,一個最被人詬病的方面是有些批判和指控并沒有事實根據,這也成了它后來被取消的一個主要借口。但事實上,由于勞動群眾和干部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所以“舉證責任倒置”就成了群眾監督干部時的一種必然選擇,而官員在民眾的質疑面前有義務自證清白,這也是當今政治文明的一個通例。一味強調“誰主張,誰舉證”,則在客觀上保護了擁有絕對信息優勢的干部/官僚集團。

二是大眾擁有了空前的社團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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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的少數永遠可以戰勝無組織的多數,這幾乎可以說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真理。從奴隸時代開始,統治精英在總人口中總是居于少數,他們之所以能夠長期統治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大眾,也不外乎因為他們是有組織的,而大眾是一盤散沙的。

從某種程度上說,文革時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類歷史上社團自由程度最高的時期:不用申請,也不用注冊,幾個人一商量,一個新的政治社團就產生了。如果考慮到只是進入21世紀后,一些最為寬容北歐國家才剛剛達到成立社團無須注冊的程度,我們就能夠意識到當時中國人民所享有的社團自由是世界所僅見的。

文革的群眾組織,其雛形和靈感應該是來自井岡山時期的“士兵委員會”,如果假以時日,它定能成長人民群眾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發育自身的政治主體性、訓練政治參與能力的主要組織形式,并成為人民群眾監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對一切事務管理權”的主要平臺,它將使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二字名至實歸,為創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的“小政府,大社會”國家創造條件。

三是創立了勞動群眾可以直接參與行使管理權的“革命委員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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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員會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各級政權的組織形式,簡稱革委會。1967年上海首先發起一月風暴奪權運動,由群眾組織奪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級政府的權力,組織一個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權機構,并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幾天后在毛澤東的建議下,改名為“革命委員會”,在文革中,全國各級政權,從省一級到工廠、學校的政權機構全都建立了革命委員會。

革命委員會實行一元化領導方式,取消黨和政府的分別,合為一體,人員采取“三結合”方式,即包括能夠正確對待文革的“革命領導干部”,群眾組織代表,和部隊軍管代表組成。在這種機構中,干部由于熟悉業務,一般負責日常業務,工農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針,群眾組織代表維護本單位下層人員的利益。

“革命委員會”可以說是毛澤東主席在“批注與談話”中談到的“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的具體化,這一組織形式使得各級政權和管理機構中,都有來人民群眾的新鮮血液,人民群眾也開始通過這種形式直接行使對國家、企業、文化機構等的管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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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陳永貴、吳桂賢這些來自基層的工農干部。

為了防止這些人再次脫離群眾,蛻變為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的官僚精英,毛澤東主席還根據陳永貴的經驗,專門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則,即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單位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到基層搞調查研究,這套制度保證了中央最高層和人民群眾具有直接的血肉聯系,使任何違背人民群眾利益的方案都很難通過。

總之,文革無疑是中國實現民主理想的一次偉大嘗試,如果說文革有什么問題的話,那就是它失敗了。

愚公毛澤東為什么失敗?

文革之所以失敗,一個直接的原因是文革關于大民主的實驗,威脅了干部/官僚階層對權力的壟斷,因此也招致了他們本能的或有意識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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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標志性的事件,就是1967年的武漢“720事件”:受干部/官僚支持的群眾組織和一部分部隊,在明知毛主席坐鎮的武漢的情況下,仍然綁架了中央代表王力,蓄意造成了非常嚴重的形勢,毛主席不得不緊急離開武漢轉往上海,用當事人王力的話說,毛主席蒙受了他成為黨的領袖以來的空前恥辱。

毛主席意識到文革所希望達到的目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要靠多次才能達到,為避免迫在眼前的內戰危機和全國徹底的無政府狀態,被迫對文革的進程作出重大調整。

在我看來,這仍然不過是一個表面上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澤東主席當時所希望喚起的“上帝”——主要是工人階級——對毛澤東主席的“移山”工程是半心半意的。

文革中,學生紅衛兵只是一股突擊力量,并不能決定整個文革的勝負,農民則基本上置身事外,官僚既然成了文革的對象,因此文革的勝負就取決工人階級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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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經發出過“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號召,對工人階級寄予厚望。表面上看起來,工人階級也熱烈地響應了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參與了各級革命委員會的“三結合”領導班子,并組織了“工宣隊”進駐各“上層建筑”,但實際上,工人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對文革的意義并沒有能夠真正的理解。

在這個問題上,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工人階級在“起來”之后,很快就分成了兩大派,即造反派和“保皇派”,陷入派性之爭無法自拔,這不僅嚴重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力量,而且給了受到重創的干部/官僚階層以整頓派性為名東山再起的借口,即使在毛澤東明確發出了“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沒有必要分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之后,情況仍然沒有根本改善。

在文革激烈復雜的政治博弈中,干部/官僚無法動用軍隊、警察等國家機器鎮壓造反群眾的情況下,“保皇派”客觀上扮演了干部/官僚近衛軍的角色,成了“武斗”的主要挑起者,“720事件”中沖鋒在前,逼走毛澤東的“百萬雄師”,其基本成員正是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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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的情況是這樣,造反派的表現也非常令人失望。首先,造反派的組織嚴重不純,有一些敵視紅色政權的人,以響應文革造反的名義混入了造反派隊伍;其次,許多造反派個人主義、山頭主義思想嚴重,眼睛里只有個人利益、山頭利益而沒有階級利益。即便是在文革搞得最好的上海,王洪文領導的工總司中也有大量這樣的人;第三,由于這些人并沒有真正理解文革的意義,只是想通過文革來牟取個人利益,因此他們極力想壟斷文革的解釋權、話語權,于是就表現的唯我獨革,唯我獨左,把一切推向極端,結果敗壞了文化革命的聲譽,也使他們自己陷入了政治孤立的境地。

今天,每一個真誠的社會主義者,都應該認真地總結文革失敗的教訓。

文革中,中國工人階級之所以會呈現出這樣一種政治不成熟的狀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人階級是文革前“十七年”體制的最大受益者——政治地位很高,社會聲望很好,福利待遇也優于許多其他社會階層。單從這個角度來看,他們是這個社會的穩定力量而不是革命力量,既然一切都這么好,為什么要造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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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階級沒有意識到的是,如果他們不能像毛澤東主席所希望的那樣起來占領上層建筑,作為一種團結的、革命的力量直接掌握國家的管理權,則他們現有的地位和利益會在一種名叫“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喪失殆盡。在這個意義上,說文革失敗于工人階級的政治不成熟,并不為過。

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我們已經看到了,三千萬工人的工作崗位,作為一種改制的代價,被輕易地“付出”,工人階級已淪為弱勢群體。今后,工人階級為自己的政治不成熟和文革的失敗,還將繼續付出更多的代價,究竟伊于胡底現在還很難說,但歷史女神不會在短時間內給工人階級第二次機會,則是可以肯定的。

愚公移山所以成功,其實取決于這樣兩個因素:第一,愚公本人敢于向不可能挑戰,挖山不止,永不放棄;第二,被感動“上帝”(即毛主席所指的人民)的傾情加入,這是“移山”成功的關鍵一環。但在文革這部威武雄壯的歷史活劇的舞臺上,愚公出現了,“上帝”半心半意的出現了一下,又很快退出了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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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事件”后,李訥及毛主席身邊的人,都曾聽到毛主席吟一句詩:

“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開始李訥還以為毛主席是感嘆被審查的王、關、戚等人,后來才意識到毛主席是在感嘆他自己——

很可能,“愚公”毛澤東意識到,在這次“移山”工程中,他無法徹底感動他的“上帝”了,“移山”工程必有曲折甚至反復,也許在他的有生之年,“移山”都無法實現了。

如何面對愚公毛澤東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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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不是敗于1976年,也不是敗于在一份文件中被“徹底否定”,而是敗于1967年那個炎熱的夏季。從那時起,文革被迫偏離了它原來的目標,以一種夾生飯的形式曖昧地延續著。

在中國一勞永逸地實現人民民主,落實勞動者管理國家權利的機會,至少暫時地失去了。已經“運去”的毛澤東主席,也無力根本挽回這種局面,實現民主的希望,被推向遙遠的將來。

文革的主觀條件是成熟的,因為毛澤東主席是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目標,但文革的客觀條件是不成熟的,因為干部/官僚階層的“紅色”猶在,“上帝”/工人階級對毛澤東主席的努力將信將疑,文革因此不可避免地失敗了。

但盡管如此,毛澤東主席已經證明,建立一個不同于資產階級民主的人民民主社會是完全可能的,后人所要做的,就是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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