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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備稱王之后,如何處理與關羽、張飛的關系? | 問答

網絡 2018-09-30 15:15:31 閱讀:

問:孫權襲取荊州,劉備救得了關羽嗎?或者說他是在借刀殺人?

 

文 | 諶旭彬

 

“借刀殺人”之說,不過是典型的陰謀論,本不值得討論。

 

一者,自建安二十四年冬,關羽北征,擊破于禁龐德,迫使曹操有遷都之意,至遭孫權偷襲,后方重鎮公安、江陵等陷落,腹背受敵土崩瓦解,關羽本人亦被俘,傳首于曹操,前后不過半年而已。此中種種發展,皆非劉備所能控制,亦即“借刀殺人”不具備可操作性。

 

其次,荊州對劉備集團的重要性,遠大于所謂“借刀殺人”的收益。曹操北還后。荊州一分為三。曹操據有荊州北部的南陽郡、南郡的一部、江夏郡的一部,余者歸孫、劉兩家。兩家就分配問題,有過兩次大規模沖突,劉備本人亦一度自益州回駐荊州。建安二十年,雙方達成書面協議,“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該協議對劉備集團而言可謂讓步極大,如《讀史方輿紀要》所言,“(長沙)后漢時亦為荊州大郡,吳蜀分荊州,長沙屬吳,以是蜀之資糧恒虞不給”,關羽控制下的荊州軍團由此失去了最重要的資糧產地。但荊州在地理位置上,有“直逼宛洛”的戰略優勢,這種優勢,在劉備集團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亦即,所謂“借刀殺人”是一樁損失與收益不成比例的蠢事。

 

陰謀論雖然不成立,但劉備進位為漢中王之后,如何處理自己與關羽、張飛之間的關系,倒是頗值一談。

 

劉、關、張三人關系特殊,《三國志》中是有記載的。

 

比如,《蜀志》中說劉備早年“于鄉里合徒眾”之時,即有“羽、飛為之御侮”,及至做了平原相,又有關、張二人“稠人廣座,侍立終日”,私下“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與關羽同時代的曹操集團的謀士劉曄,也認為“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兄弟也好,父子也罷,皆是一種不同于君臣、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系。

 

這種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系,也體現在劉備集團的發展歷程之中。比如,建安四年底,劉備襲殺徐州刺史車胄后,“使羽守下邳城”,“以羽領徐州”,自己則以豫州刺史的身份返回小沛。再如,建安十三年,為避曹操鋒芒,劉備自樊城南撤,自己率步騎由陸路赴江陵,關羽率軍順漢水下夏口。

 

建安十九年,劉備圍成都,馬超來投,劉璋隨后開城出降,益州平定。馬超的到來,似乎讓鎮守荊州的關羽頗為不悅,史書如此記載他的反映:

 

“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

 

諸葛亮的回信如此寫道:

 

“孟起(馬超字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當與益德并驅爭先,猶未及髯(關羽)之絕倫逸群也。”

 

關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黥布、彭越,是劉邦集團中分茅裂土、受封為王的軍事集團頭目,在滅項羽建漢朝的過程中立有大功。諸葛亮在回信中以馬超、張飛比擬黥、彭,強調關羽勝過諸人,自然亦是在尊重關羽與劉備之間有別于君臣的特殊親密關系。其后,劉備據守益州,拜關羽“董督荊州事”,“董督”者,全權管理。較少尊卑之分的親密關系,同樣清晰可見。

 

但這種關系,終究不能長久。隨著劉備日漸走向“君”位,關羽需要逐漸回歸“臣”的身份。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進位漢中王,大封功臣,設前后左右四位名號將軍,并親自擬定人選:前將軍關羽,后將軍黃忠,左將軍張飛,右將軍馬超。方案剛剛擬定,諸葛亮就道出了他對黃忠入選的擔憂:

 

“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

 

劉備回答:“吾自當解之。”

 

不出諸葛亮所料,關羽果然有情緒,聲稱“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拒絕接受前將軍印綬。

 

最后是使者費詩的說詞,勸服了關羽:

 

“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后主,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于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仆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后悔耳!”

 

諸葛亮所擔憂者,并非黃忠不足以做后將軍,定軍山一役力斬夏侯淵,畢竟是大功。關羽之“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亦非認為黃忠沒有資格做后將軍。事實上,數年前,劉備奪取益州之時,黃忠在名位上已與關羽相齊——其時,關羽為蕩寇將軍,黃忠為討虜將軍。關羽彼時無異議,此時聲言“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實與“漢中王大封功臣”與不同于以往的官職爵號任命有直接關系。

 

在此之前,劉備不過是左將軍,故而關羽諸人的官職爵號也并不顯赫;集團內部官職爵號不規范,其大小自然也不足以體現諸人在集團內所處的位置。所以關羽并不在意自己與黃忠名位相齊。劉備稱漢中王正式封拜元勛,意味著官職爵號的規范化。關羽希望自己與劉備之間有別于君臣的特殊親密關系,能夠在這次封拜元勛中繼續得到體現,自然是一種人之常情,“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并非認為老兵不足以做后將軍,而是含蓄強調自己不應僅僅只是個“前將軍”。四將軍雖仍以關羽為首,但其余三人與關羽只有前后之別,而無上下之分,等于變相地降低了關羽的地位。

 

但是,讓關羽同張、馬、黃三人同列,對劉備而言亦是必須的安排。他之所以急于稱漢中王,正是為了整頓集團內部秩序,建立起一種穩固的君臣關系。不稱王,劉備與集團中人之間的關系,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僚屬的程度,僚屬需要對寄主承擔的效忠義務,要遠小于臣屬需要對人主承擔的效忠義務,僚屬可以憑自己的喜好自由離開寄主別投他處,但君臣之間卻很難這么做。稱王則有國,有國則有君,有君則有臣。劉備稱王,正是為了在自己和僚屬之間建立起一種牢固的君臣關系。而要建立這種關系,自然就需要重新界定關羽的地位。將關羽歸入前后左右將軍之列,而不是破例讓他獨樹一幟,正是這種用心的產物。

 

對劉備的這番用心,諸葛亮表示了他的擔憂。劉備的回應是“吾自當解之”,具體辦法是派費詩為使者,前往荊州安撫關羽。

 

作為劉備的特使,費詩的說詞中,有“王與君侯臂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等言辭,顯見劉備借費詩之口,再次向關羽重申了彼此間有別于君臣的特殊親密關系。末了那句“仆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后悔耳!”,則多少代表了劉備在重新界定君臣關系這件事情上的堅決立場。

 

當然,劉備仍然做出了相應的讓步。前后左右四將軍中,黃忠無“假節”之權,張飛、馬超“假節”,獨關羽可以“假節鉞”——斧鉞專屬君王,暫借人臣稱“假節鉞”。“假節鉞”的武將,可代替君主出征,并擁有斬殺節將的權力。無疑,“假節鉞”的崇高地位,部分滿足了關羽區別于張、馬、黃諸人的愿望。

 

獲得“假節鉞”的尊榮后不久,就發生了關羽出兵北伐之事。

 

 

同期發生的其他事件,也大體有著相似的邏輯。

 

建安二十四年,劉備稱漢中王之事告終,返回成都之前,欲得一重將鎮守漢川,眾人皆以為人選當是張飛,張飛自己也如此認為。但劉備卻出人意料地重用了時為牙門將軍的魏延,造成“一軍皆驚”。從漢中歸來之后,張飛實際上被閑置了起來。顯然,重新界定與張飛之間的君臣關系,是劉備棄張飛選擇魏延的主要原因——與張飛不同,《蜀志》記載,魏延是劉備的“部曲將”。

 

漢中之戰結束后,宜都太守孟達由秭歸北上進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處于襄陽以西、漢中以東,是漢中與荊州之間聯系的必經通道,通稱“東三郡”——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提出的“跨有荊益”的構想中的“跨”的位置,據田余慶教授的觀點,其實不是三峽,而是東三郡。奪取東三郡,也就打通了荊州與漢中之間的交通。

 

孟達攻下房陵后,兵鋒轉向上庸。這時發生了一件怪事:劉備命養子劉封從漢中順沔水而下,統領孟達之軍,剝奪了孟達的部隊指揮權(奪孟達鼓吹)。

 

《蜀志》中的解釋是“陰恐達難獨任”(害怕孟達會有異心),這無疑是相當牽強的。第一、東三郡的戰略地位很重要,“西達梁、洋,東走襄、鄧,北連宛、鄧之郊,南有巴、峽之蔽”,但自然、社會條件極其惡劣。其地四塞險固,地形復雜,民眾開化程度極低,經濟文化落后,包括孟達在內,不會有任何人會想在這種種鳥不拉屎的地方搞獨立王國。第二、劉備集團當時形勢頗佳,孟達也不存在叛逃至他方勢力的可能。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漢中之戰結束;七月份,關羽破于禁擒龐德。劉封奉命剝奪孟達軍權的時間,亦在此前后。亦是關羽圍困襄樊,向東三郡請求援軍試圖擴大戰果之時。劉封取代孟達后,即拒絕了關羽請求援軍的要求。

 

劉封的拒絕援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劉備的意志,是個值得仔細思量的問題。

 

關羽北伐,《蜀志》中的先主傳與關羽傳,并無只字提及是奉了劉備的意志。關羽傳中的說法是:

 

“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攻曹仁於樊。”

 

先主傳中的敘述是:

 

“(稱漢中王后)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考慮到關羽當時擁有“假節鉞”的特權,其出兵未曾得到成都的許可(擁有見機出兵之權),是極有可能的。一者,劉備集團剛剛結束漢中之戰,部隊急需休整,暫時無力再發動大規模的戰役,無法在西面開辟第二戰線,以支援荊州方面的攻勢。二者,劉備集團與孫權集團之間,尚未形成穩固的同盟關系,江東對荊州始終虎視耽耽。關羽對此也極為清楚,北伐之時,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地,仍留下了重兵防守,這也導致了前線兵力不足。內外環境如此,很難想象劉備會命令關羽在這樣一種時刻出兵北伐。事實上,始于建安二十三年的襄樊之戰,原本只是支援漢中之戰的一場牽制戰,初時規模并不大。此役本應隨漢中之戰的結束而休止。戰事后來擴大為北伐,當是超出了劉備集團的既定方針。

 

換言之,關羽此次北伐,并非劉備集團的既定戰略。以劉封取代孟達(孟出征上庸前為宜都太守,當屬關羽軍團),實暗含對關羽北伐有所掌控的意圖。

 

關羽覆亡之后七個月,孟達降魏。投魏之前,孟達向劉備上過一道表章,通稱《孟達辭先主表》,陳述了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話相當耐人尋味。比如:

 

“昔申生至孝見疑于親,子胥至忠見誅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  ,臣每讀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

 

孟達歷數古往今來忠臣孝子沒有好下場的例子,說自己如今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這相同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孟達有一段隱晦的表述:

 

“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

 

略言之,在給劉備的辭信中,孟達認為自己是個忠臣,之所以降魏,是因為在關羽覆敗這件事情上,受到了莫大的冤屈。至于如何個冤屈法,信中所言并不清晰。

 

諸葛亮大約是清楚孟達之叛的內幕的。多年后,有蜀國降人對孟達言及:你叛降魏國之后,諸葛亮切齒痛恨,欲盡誅你的妻兒子女。孟達的回答是:

 

“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

 

意即:諸葛亮清楚當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本末”,不會那樣干。

 

孟達叛逃后不久,建安二十六年,劉封兵敗東三郡,撤回成都后被殺。

 

但以上論述,并不意味著劉備有“借刀殺人”除掉關羽的意圖。如本文開篇所言,一者,要達成殺關羽的目的,有許多隨機因素是劉備無法控制的。如糜芳、士仁的獻城投敵、呂蒙偷襲輕取江陵、公安,均非劉備所能預料和掌控。只要這些隨機因素有一件沒有發生,最后的結局就會大不相同。二者,以喪失荊州為代價換取關羽之死,對劉備集團而言并不是一件劃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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