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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老百姓,抗戰時有沒有繳國軍的槍械? | 短史記

網絡 2018-09-30 15:17:33 閱讀:

問:想請教編者一個歷史問題,之前看一些報道說抗戰期間蔣鼎文的部隊軍紀極差,甚至出現了老百姓帶著日軍繳械蔣鼎文部隊的例子。請問,這段歷史屬實嘛?還有,抗戰期間,國軍的軍紀整體如何呢?

 


 

文 | 諶旭彬

 

這種說法并非毫無來由。

 

1944年4~6月間的豫中會戰(也稱中原會戰),因重慶最高決策層(具體來說就是蔣介石)對日軍的戰略判斷失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副司令長官湯恩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慘敗。敗退途中,確實發生了國軍被“地方民眾武裝”搶劫繳械的現象(“帶著日軍”這種情節,筆者未見到史料依據,其說法出自作家劉震云的小說《溫故1942》)

 

有這么幾份史料為證:

 

一、湯恩伯的《檢討》

 

豫中會戰結束后,湯恩伯提交了一份《第一戰區中原會戰之檢討》其中有這么兩段:

 

“此次會戰期間,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現象,即豫西山地民眾到處截擊軍隊,無論槍枝彈藥,在所必取,雖高射炮、無線電臺等,亦均于截留。甚至圍擊我部隊,槍殺我官兵,亦時有所聞。尤以軍隊到處,保、甲、鄉長逃避一空,同時,并將倉庫存糧搶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數日不得一餐者。一方面固由于絕對少數不肖士兵不守紀律,擾及閭閻,而行政缺乏基礎,未能配合軍事,實為主因。其結果各部隊于轉進時,所受民眾截擊之損失,殆較重于作戰之損失,言之殊為痛心。

 

“又敵在行政下級干部階層及各鄉鎮,各警所,多已隱伏漢奸分子,淆惑民眾,阻擾國軍,無不用其極。敵自龍門突破后,即竄大屯,開偽保甲長會議,當時民眾竟爾持旗歡迎。當時宜陽縣地方團隊奉令破壞洛宜段新洛潼公路,洛陽民眾竟以不敢觸怒倭軍為辭,持械抵抗,入夜又潛將破壞處修復。以上不過舉其一例,政治如此,更安所望于軍民配合之原則耶?”

 

湯恩伯在檢討里,將國軍被“豫西山地民眾”搶劫繳械一事的主因,歸結為“行政缺乏基礎,未能配合軍事”,其具體針對的,乃是時任河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李培基。

 

在另一封直接給蔣介石的電報里,湯恩伯也有很微妙的表述:

 

“中原會戰未能達成任務,有負鈞座,有負黨國。中心惶恐,愧仄交集。失機原因,固有多端,而職德薄能鮮,處置未善,要為主因。現職部各軍正在努力整備實力,不久當可恢復,目前處境雖極艱困,而干部團結無間,士氣振奮,準備繼續殺敵。惟此間環境復雜,矛盾多端,黨政問題似較軍事尤為復雜,似宜調整,庶可集中力量挽救頹勢。(《湯恩伯呈蔣中正自我檢討中原會戰失利并努力整補部隊》,臺灣“國史館”數位典藏號002-080102-00075-011,1944/06/06。)

 

圖:湯恩伯就中原會戰失敗致蔣介石的電報(圖片來自臺灣“國史館”)

 

所謂“黨政問題似較軍事尤為復雜”,顯然也是不點名地在針對河南省主席李培基。

 

湯恩伯如此針對李培基,一方面,與湯、李素來不和有關;另一方面,李培基本人確實也與國軍被繳械一事脫不了干系。

 

熱衷于襲擊撤退的國軍并收繳其武器者,是豫西地方強人別廷芳等人遺留的地方武裝。這些地方武裝長期割據豫西,抗戰期間雖大多名義上服從國民政府,但仍保持著高度的獨立性。湯恩伯部二十九軍軍長馬勵武,在回憶此役時,明確指責這些地方武裝是襲擊國軍、搶奪槍械的主犯:

 

“當時,豫西土黃帝別庭芳遺留的武裝力量,以‘地方自治’、‘守望聯防’為名,糾合地方人民,襲擊湯軍。由于湯軍自潰亂之后,紀律蕩然,人民恨之入骨,這樣就被地主豪紳武力頭目所利用。(別庭芳當時已死,由劉杰卿及別庭芳的兒子等仍舊打著他的旗號繼續稱霸一方。)湯軍各部已成驚弓之鳥,潰亂的部隊也鬧不清情況,只要一聞槍聲,即以為日寇追到或擋住了去路,甚至在一聲吆喝之下,就相率繳械逃命。”(《文史資料選輯 第32輯 第10卷 》,P187。文中括號內文字系原文所有)

 

所以,應該明確一點:不是“河南老百姓繳國軍的械”,是“豫西的地方武裝繳了國軍的械”。

 

時任河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李培基,恰與這些地方武裝有著很密切的關系。

 

據別炳坤在《有關祖父別廷芳的回憶》一文披露,其父別光漢(別廷芳之子)以“地方自治”名義坐擁地方武裝,頗遭到劉峙等坐鎮河南的軍事長官的打壓。為抗衡這種打壓,別光漢選擇向省內的其他政治勢力靠攏,其中就包括李培基:

 

“別光漢使用很多方法,同先后任河南第六區專員(駐南陽)的王幼僑、羅震和朱玖瑩等拉攏,使他們起到了一定的保護傘作用。同時,別光漢又和河南省民政廳長李培基、河南農工銀行行長李漢珍等拉攏。”“李培基曾送給我祖父一輛福特牌黑色小轎車。

 

如此,自不難理解,為何湯恩伯要在檢討文件和給蔣介石的電報中針對李培基。

 

1944年5月20日,蔣介石在“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中寫道:

 

“三、河南善后,更調省主席。五、決任辭修為第一戰區長官。”

 

可見蔣介石也認同河南“軍政不和”問題的存在。1944年7月,李培基被免去河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職務。

 

陳誠擔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取代蔣鼎文,與蔣、湯矛盾有關。1944年5月6日,蔣在日記中寫道:

 

“此時最難者,莫如高級將領之粗拙無能,尤其是舊有將領,不自知其無能,而又自以為有資格之舊部,非予以重要位置,則不甘心。余不能以為事擇人,亦視其資格與關系任命,此今日蔣鼎文在第一戰區之所以敗事也。

 

1944年5月7日,蔣在日記中又寫道:

 

“上午六時與銘三通電話,問其登封部隊消息,彼仍茫然不知,間其長官部平時為何不與各軍部準備無線電通信設備,彼則推歸湯恩伯指揮,而他即可不與通信。此種拙劣將領,誠令人欲哭無淚。”

 

“彼則推歸湯恩伯指揮,而他即可不與通信”一句,已可見蔣鼎文(司令長官)、湯恩伯(副司令長官)二人在第一戰區之火不容。

 

二、陳誠在第一戰區的調查

 

豫中戰敗后,陳誠曾奉蔣介石之命前往第一戰區調查。

 

陳誠在回憶錄中寫道:

 

“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四日,我曾在西坪及西安,召集師長與師政治部主任以上將領,以及后勤人員,分別舉行作戰檢討會兩次,對于此次豫西會戰之失敗,得到很多坦白的供述,諸如:

 

……

 

七、軍紀廢弛已極:河南民間早就有‘寧愿敵軍燒殺,不愿國軍駐扎’的口號,

雖不免過甚其詞,但軍隊紀律的敗壞,實在也是無容為諱的事實。湯副長官不能以身作則,又個性太強,上行下效,往往相率蒙蔽,不敢舉發。伊川、嵩縣、登封遭八十五軍洗劫極慘。十三軍之于密縣、城,預八師之于盧氏,四十軍之于木洞溝亦復如是。長官部特務團隨長官部行動,亦到處雞犬不留。軍民之間儼如仇敵,戰事進行中,軍隊不能獲得民眾協助,自屬當然。而各地身任鄉鎮保甲長或自衛隊長等之土劣惡霸,且有乘機劫殺零星部隊及予以繳械之事(《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P94。)

 

與馬勵武等人一樣,陳誠也認定搶奪國軍槍械者并非普通民眾,而是“各地身任鄉鎮保甲長或自衛隊長等之土劣惡霸”。

 

不過,因軍、政對峙,第一戰區當時確有一種民心惶惶的空氣——湯恩伯以國軍槍械被搶為由責備省府,省府方面則刻意渲染軍隊要報復民眾,如河南省臨時參議院曾有報告指責湯恩伯“諉過民眾,以為屠殺豫民之張本”(其實湯并無此意)。1944年6月2日,陳誠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寫道,第一戰區有六件迫不容緩應該馬上著手去辦的事情。其中第四件正是:

 

民眾深恐軍隊報復,致人心惶惶,宜由省政府及省黨部、省參議會派員會同第一戰區長官部或副長官部高級軍官,負責處理。收回散失民間槍支,并酌付代價,以免激成民變,或為奸偽利用。(《電呈豫省善后處置刻不容緩謹陳六事即請鑒核》,《陳誠先生書信集 與蔣正中先生往來函電 下》,P575)

 

三、蔣介石的訓斥

 

1944年7月21日,蔣介石召開黃山整軍會議,專門檢討豫中(中原)會戰與長沙會戰。

 

會上,蔣介石痛斥第一戰區的軍紀敗壞,認為其部隊被民眾繳械,是國軍的恥辱:

 

“講到這一次中原會戰的情形是怎么樣呢?有一些美國和蘇聯的軍官和我們軍隊一同退下來的,據他們所見,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里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到了危急的時候,貨物不是被民眾搶掉,就是來不及運走,拋棄道旁,然后把車輛來運家眷,到后來人馬疲乏了,終于不及退出,就被民眾殺死!部隊里面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于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這樣的軍隊,還存在于今日的中國,叫我們怎樣作人?尤其叫我個人怎樣對人;我統帥受到這樣的恥辱,也就是大家的恥辱。(蔣介石,《對于整軍會議之訓示——知恥圖強》)

 

顯然,蔣無意區分參與繳械者究竟是“地方武裝”還是“普通民眾”。畢竟,這種區分并不能改變事情的本質。

 

一點補充

 

正好說到豫中會戰,這里就順便再介紹一點蔣介石個人對此役的反省。

 

1、在日記中,蔣介石承認第一戰區的慘敗,主因是自己“戰略判斷失誤”。

 

1944年5月13日,蔣在“上星期反省錄”中寫道:

 

“本周軍事、外論、黨務皆處逆境,而以軍事部署以口頭命令、個人獨斷之錯誤,以致洛陽戰局大壞,為生平所未有之怪事,因之內心慚惶,幾乎寢食不安。此乃戰區長官之無能,對之全失信任之心,故因惡成憤,是以對前方戰事處處干涉,所以有此結果。以后對前方戰事,應專責軍令部處理,而勿再直接平涉,更勿可用電話作口頭命令也。此乃一最大之教訓,當永志毋忘。

 

5月31日,蔣介石又在“本月反省錄”中寫道:

 

“五月七日為敵寇戰車在開封陽(佯)動所欺誘,而即令西龍門與虎牢關各軍向洛陽增援,以致河南戰局,轉成為敗。此為畢生惟一之愧悔,與無上之錯,不得不特書,以明余之罪惡與愚拙。懂得此教訓以后,軍事處置乃不致自是自滿,至此或為轉禍為福之道乎。”

 

2、對外界,蔣介石也承認自己要為此次慘敗負重要責任。

 

1944年9月16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上發表講話,扼要講述了最高決策層(也就是蔣自己)戰略判斷失誤的全過程:

 

“河南戰事開始發生的時候,我們所得的情報,敵人不過是由華北華中各戰場抽調他幾個步兵師團,并沒有發現他機械化師及裝甲部隊。以我們第一戰區的兵力,是足夠應戰的。所以我們當時只照敵人過去步炮空連合作戰的戰術,來部署準備。不料敵人到了鄭州之后,發現他還有大量的機械化部隊,參加作戰。我們當時的布置,以許昌、洛陽為河南會戰的兩大據點,許昌的工事,建筑得相當的堅固,照敵人平時攻擊的方法與力量,是必可久守無虞的。但是敵人攻擊了幾天無效之后,他就用戰車來攻城,我們部隊事先并未有此訓練、各種工事,亦未注意及此。所以不到兩天,許昌就被他攻破,呂公良師長也就在許昌城殉職了。我們到這個時候,對于河南戰事,不僅要防御敵人的步炮空軍,而且要防御敵人的機械化部隊。因此我們不能不改變戰略,除堅守洛陽,牽制敵人的兵力之外,凡臨汝以東,平原地帶的部隊,一律撤退到嵩山山脈,另定部署,再與敵軍作戰。因為我們如果在平原地帶,以步兵來抵抗敵人的機械化部隊,決無幸勝的希望。統帥部按照這個計劃,乃命令洛陽守軍,必須堅守兩周,預計兩周之后,我們撤退到嵩山山脈的部隊,就可以集中完畢,從新部署向洛陽增援反攻了。……不料我們臨汝以東的部隊一撤退,敵人不先攻洛陽而以戰車跟蹤追擊我們撤退的部隊,機械化部隊與步兵行進的速率,當然不能相比,因此我們撤退的部隊來不及集中,就被敵人沖破,然后他再用全力來圍攻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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